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革曾引起军事领域的急剧变化。同样，军事领域的变革也会对社会系统产生影响。作为军事与社会的一个有效连接点、交汇点，兵员动员是充分展现二者之间复杂张力的现实依托，也是军事社会学需重点考察的研究对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作为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员动员体制在征集延揽优秀人才的同时，由于贯通连接军事与社会两大系统，其发展水平更是兼具国防军队与社会建设的双重成就。

　　一是兵役法律体系日臻完善。自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新中国法律体系建设历经数载，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与此同时，我国国防建设法治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各领域法规构成了门类齐全、结构严密的法律体系。作为国防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役法规按照内在逻辑持续调整日益科学规范。自1955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颁布，到2021年最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兵役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等专项法规一道共同支撑起了兵员动员领域的法律体系，也为兵员动员体制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兵役行政体制持续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兵役委员会、兵役局架构到目前的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和县级人民武装部负责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政共管制”体制，都较好地适应了兵役工作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兵役工作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比如，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武装部的设立、改制和恢复，就是兵役行政体制摸索前行的例证。再如，为加强对全国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国防部于1989年成立征兵办公室。1994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成立，国家国防动员工作的组织领导关系得以强化。大军区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原本担负的兵役工作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的国防动员系统予以承担，进一步理顺了兵役行政体制的内部关系。随着“一年两征”等政策的推开，兵役行政体制改革还将持续推进。

　　三是兵员动员能力不断提升。从全志愿兵役制、全义务兵役制到“一个主体、两个结合”兵役制，再到最新的以志愿兵为主体的志愿兵与义务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兵役制度日益科学化；“精兵、高质、高效”成为兵员动员领域的主导理念，征集理念渐趋现代化；征集对象开始向高校毕业生倾斜，以高素质兵员征集为基本内容的征集过程全面展开；征集方式由科技赋能加持，征集质量和效率持续提高；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加强，现役、预备役、民兵、退役军人等多级动员架构已经形成；“出口”安置政策得到落实，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得以保障，退役军人工作成效更加显著；等等。上述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我国兵员动员效能的不断提升。

　　我国的兵员动员体制持续优化，兵员动员领域成绩斐然，但现阶段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明显。人力资源代表着一个国家国防的基础。长期以来，义务兵役制虽然在我国的兵役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基础上，在实践运行中本质上是“选征制”或“选役制”，并非人人都承担兵役义务。兵役负担的非均衡性使其法律上的平等性、强制性并未得到有效体现。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特别是人口出现负增长态势，每年进入役龄期的公民人数将逐步减少，兵员动员体制的调整便成为时势之需。同样，当前日益增大的育儿成本和社会压力更是助推了这种核心化、少子化趋势，这些对兵员动员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是产业结构多样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潜在兵员不断流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展，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由此，给兵役工作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适龄青年就业方式的拓宽，造成潜在兵员的大量流失。加速推进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更是释放了尘封已久的“流动资源”和“流动空间”，让参军入伍改变身份这一金字招牌的吸引力和含金量都大为降低。除了受兵役政策影响外，前些年部分地区出现的“当兵冷”等现象也受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向其输入了理性化的价值观念。以往感性化、集体化的社会记忆在消退，参军的神圣性、奉献性色彩也随之减弱。

　　三是兵员动员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有待进一步优化。随着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兵员动员体制更趋合理，各方关系也更为顺畅，但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矛盾。比如，虽然“一年两征”政策已经推开多年，但现阶段全国省级行政区中只有极少数省市征兵办为常设定编机构，其他均为临时组建机构，这难以满足常态征兵、精准征补的改革趋势。再如，近年来密集出台多项制度举措重点推进的高素质兵员征集，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征得进、留不住”的苗头；征集的大学生士兵素质参差不齐，也需引起职能部门对于征集指标量化与兵员质量素质关系的重视。

　　面对人口、产业等结构性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深入考察兵员动员体制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廓清制约兵员动员效能的关键因素，寻求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是营造人人都应承担国防义务的社会氛围。服兵役本是一项法定义务，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需要从提高军人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入手，发扬中华民族“好兵”的文化传统，加大相关法规的宣介力度，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国防观念，对于违反兵役法的情形应加大惩处力度，使参军光荣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兵员动员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优化精确动员的兵员征集模式。兵员动员如何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要求已然成为一项现实课题。目前，兵员动员特别是兵员征集整体上还呈相对粗放的状态，为进一步顺应结构环境、提升动员效能，“精确动员、精准征集”理应成为兵员动员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方向。现代军队不同军兵种对兵员素质的需求差异较大，专业能力与岗位的适配度愈发重要，推进“供给侧”与“需求侧”对接机制改革，更好地实现人岗适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此基础上强化科技赋能，构建平战结合、快速精确的兵员动员体制，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持续推进兵役行政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常态化的兵员征集对常设机构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应积极推进各级政府征兵办公室实体化；鉴于高校大学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已成为征集对象的重点，需进一步明确高校征兵职能定位，实现定编定岗定责；此外，创新更为灵活的兵役工作方式方法。如适当调整征集时间，合理增加针对社会优秀青年、高中生、中职技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征集岗位和数量，进一步优化考核杠杆指标设置等。

　　四是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在把控好兵员征集这一“入口”的同时，退役军人这一“出口”工作能否落实到位直接关系到广大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为此，要积极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导、军地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机制，打造政府和社会“双轮驱动”的拥军新格局，其工作成效对于优化完善兵员动员体制，提高兵员征集质量，提升兵员动员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讲师）